公司的总经理，潘家的“怨妇”――“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结婚以后，张欣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丈夫有太多不同之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做事风格，夫妇二人迥然不同。张欣那时感到自己的所学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倍感孤独。到后来，张欣和潘石屹几乎天天吵架，甚至演变成了斗争。
生活几乎验证了人们的预言。“我们之间好像不说‘不就不行似的，什么都不对劲，早上起来开始吵，把私事吵到公司；下班时还吵，又把公事吵到家里。”“我和他的关系不知怎么处。一方面我们是夫妻应该互相支持，另一方面又觉得潘石屹与他那些追随者的关系要比我密切。”
1997年的暑假，为了躲避这种局面，张欣单独去欧洲度假，在去机场的路上，两个人又吵了起来，张欣叫停车，拿了行李头也不回打了一辆车就走了。看来，这婚姻算是彻底完了。
没有人知道张欣当时准备做什么，只是当后来谈起这桩起死回生的婚姻时，她毫不隐晦地说：“如果离婚，离开中国，我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国人了。生活应该往前走，往回走就会有失败感。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充满好奇心的规划师，潘家的女主人――“好奇心让我获得的最大益处就是接触了建筑。”
一个人的语速基本上决定着她的性情，张欣说话极快，目光不会四处游移，端正地坐在椅子上，非常职业化的举止。她坦言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凡事一旦痴迷，不弄清楚誓不罢休。
说来有趣，经历了以前的教训，张欣和潘石屹都开始调整自己，从各自的极端走到了中间，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契合点。他们进行了最合理的分工，所有与国外的联系，以及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商业决定以外的事情全部由张欣负责，而商业谈判、销售、政府公关以及所有与钱有关的工作都是潘石屹来做。
“可能很多质素都是与生俱来的。有人天生就不具有好奇心，是一种安逸型的人。有的人不明白就越想知道，我的两个儿子就特不一样，老二是越上不去就越想上，老大是稍微超乎他的舒适度就不想去做了，就觉得这事有风险，害怕，这可能也是人天生的状态不一样，质素不一样的缘故吧！”
做了几年建筑后，无论工程啊，还是一些很枯燥的东西，张欣都非常感兴趣。后来又钻进了建筑和室内设计圈。她看大量的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她认为是专家的人请教，直到她能和专家就一个专业问题展开讨论。艺术就更不用说了，她一好奇，就先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看一大堆书，好奇心要是被调动起来的话，就再也压抑不下去了。比如对杜尚这个人感兴趣，张欣就会找到一大堆关于杜尚的书，然后就会对他有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她也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当你听到从这个学经济学的女性嘴里说出“钢结构房子在冬天的北方会产生冷凝水”之类的专业见解，听到她和京城建筑学界的精英一起讲座建筑之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于文化传统、之于自然景观、之于……你可以相信她绝不是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人。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感到所有的大事都是细节，很多细节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或设计，就是多下了一点儿功夫。”
“建筑师走廊”的创意者，“山语间”的工程总监――“给他们一个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建成一个活的建筑博物馆。”
从1997年3月到12月底，她请香港设计师张永和设计，自己亲自修改，亲自选材料，亲自监工，在北京怀柔一个能见到风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大房子，这就是被京城很多人羡慕的“山语间”。
房子建成后，人们纷纷去参观，看到激动处，不少人都说想在那里建房，但结果都没建。有位朋友甚至都谈下地来，让张永和把设计图都画出来了，还是没有勇气建，谈地，谈树，谈石头，谈价钱，谈工程质量，谈银行按揭，谈车……一个多么繁琐的过程！谁都知道中国的老话：土木工程不可擅动。
于是，她就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百个山语间？”
她就又去找张永和，“我想做一个建筑师走廊，上个世纪大量的建设在欧美，那时建筑的舞台属于他们。而现在，大量的建设在东移，应该是亚洲的建筑师登台表演的时候了。要找年轻的、没有太大名气的建筑师。”
那是2001年10月，第三届亚洲革新建筑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前两届分别在印度和日本。能不能和这件事凑在一起？邀请函很快发往了亚洲青年建筑师的手中。不出所料，反映特别热烈，没有一个人拒绝参加。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发起并运作，他们更加有兴趣。
“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兴奋，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这个东西一定要和市场结合，要让老百姓能够享受这东西，不能仅仅是收藏家才能欣赏的东西。”
今年5月，由12位亚洲最具个性观念的建筑师设计、投资2400万美元的“建筑师走廓”已经完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建筑展上，作为中国土地上的前卫建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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