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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打开了宜昌的大门，开埠通商使宜昌由内陆转运贸易码头逐步向外扩展，领事馆、洋行、店铺的纷纷落户大南门一带以及宜昌沿江码头的繁盛，使宜昌在古城区的外围南门外正街至二马路一带，形成了后来的通惠路（解放路前身）、陶珠路等区域的雏形，也就是后来宜昌城市商业中心的起源地。加之城市贸易规模、种类的扩大，宜昌为世界所了解，成了晚清中国内陆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英国政府和教会随即进行了文化和宗教的渗透，这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的一种补充。巧合的是，在宜昌开埠20多年之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先后有两位著名的英国人造访宜昌，并用他们的笔和镜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和镜头。
这两位著名的英国人，一位是著名旅行家伊莎贝拉•露西•伯德女士(Isabella Lucy Bird，1831——1904)，她在1896——1898年，即自己65岁到67岁期间，沿长江而上旅行考察，到1899年出版了《扬子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被誉为“十九世纪末期关于中国最生动而资料又最详实的书之一”。另一位则是爱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先生（1876—1930），他是西方家喻户晓的传奇植物学家。1899年，年仅23岁的威尔逊开始了他的中国西部之行，被西方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著名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笔下的宜昌
伊莎贝拉•伯德于1896年乘坐外国的轮船，从上海到杭州，经镇江、芜湖、九江至汉口，再由汉口经沙市到宜昌。一下船，她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游记中写道：“它（宜昌）的第一印象不像沙市，非常引人注目。在枯水季节，它高踞于江岸，在平坦宽阔的沙滩上方峻峭的岩岸上；而在夏天，它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尊严，差不多与江面平齐。一个有35000居民并有城墙的城市，城上的门楼，庙宇样的屋顶，耸立在城垛和成片的民居之上。
宜昌的壮丽景色在于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帆船，紧靠江岸密密麻麻足有1英里半，它们高翘的船尾蔚然可观，那里摆放着成百上千的四川大帆船，构造坚实能抵御激浪。也有载客的大舟，因为所有在长江上启程上行的旅客，必须在宜昌换乘，货物也一样。”
宜昌当时经济的繁盛透过伊莎贝拉的笔触可以感受得到：所有西去的和差不多全部东运的货物必须在本港转船，因此，这是江上最繁忙的地方。夏天，大船可以在码头下面拴牢，而枯水时就在江心停泊，冬夏之间，江面平均落差40英尺，怎样用预期的经济方法将货物从船上运到货栈多少是件难事。虽然宜昌仅是一个位于山区相当贫困的市镇，但在1898年的贸易总额已达2298437磅。
著名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镜头下的宜昌
另一位与宜昌结下不解之缘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他的宜昌之行收获也不小。威尔逊头两次来华，都是由维彻公司雇用，时间分别是1899至1902年和1903至1905年。威尔逊真正在宜昌城区的时间很少，也鲜有对宜昌城的文字描述资料，但在宜昌期间他却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珍贵的图片资料。
本文参考了以下文献，在此特别鸣谢： 《1898：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伊莎贝拉•伯德 著 卓廉士 黄刚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