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她可能因地处江海之边，而据此发展壮大。一座城市，她可能因人类进步、工业革命，而得到生命。而重庆这座城市，则集两者于一身：不仅有地域之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工业的摇篮。
翻开重庆城尘封的历史，你会发现，建设、长安、重钢……这些因城市发展而逐渐离我们远去的企业，在重庆历史上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自己一笔。
2007年4月份渝洽会上华润集团以近20亿元取得开发权，预计8到10年开发完成，将建成总建筑规模近200万平方米，集住宅、大型shoppingmall、甲级写字楼、教育等为一体的城市核心区的大型居住区。
岁月变迁，斗转星移，但历史依旧。今天，我们怀着崇敬，再次走近建设，寻找她当年的精神、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讲述人：苏立新 建设工业公司宣传部副部长
王作曦 原建设厂副厂长
说起建设厂，老重庆可以说无人不知。这座横跨19、20、21三个世纪、至今已有119岁的大型企业，不仅与重庆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厂与几百万重庆人休戚相关的老工业企业是大家抹不去的城市记忆，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崛起。”原建设厂副厂长王作曦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满怀深情，这块土地曾经让多少人梦想成真，而为了这座城市的明天，她将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10年后将变成市民梦想的家园。
两广总督张之洞建兵工厂
4日8日，暖融融的春光洒在大地上让人情不自禁感到有点睡意。从轻轨谢家湾站往下看，“建设”这两个大字被照得金光闪闪。工厂里依稀穿行着还在忙碌的工人，但那些形同炮管的巨大厂房，已经逐渐安静下来。她们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
翻开建设厂日志，时光回到上世纪80年代，谢家湾这块土地因建设厂的存在，而成为广大摩托车经销人员簇拥之地。很多人甚至以为，建设厂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工业标志。时光再往前移，你会发现，这个偌大的企业来自外地，正是她的现代化工业，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
1840年，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次次战争失败使清政府丧失了诸多主权，同时也逐步认识西方，慢慢开始仿效西方。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广总督张之洞负责筹集军械与粮饷，他深感“方今求一千之枪，难于筹十万之饷。”虽然当时广东省已有枪弹厂，但规模太小，制枪又多用手工，难以抗敌。为此，张之洞决定重新购置机器，立志建设现代化的兵工厂。
清朝光绪15年(1889年)8月3日，张之洞上奏清政府，获准不动用国库，由粤绅商捐款，在距离广东省城40余里的石门地方兴建枪炮厂。正当他在广东省着手兴建枪炮厂时，5天后，清廷调他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到任湖北后，将原拟设在广东的枪炮厂转至湖北开设，其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运抵武汉。
1890年3月16日，张之洞在汉阳南岸嘴选定兵工厂厂址，命名湖北枪炮厂。经过反复勘察，9月6日，张之洞最后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选定厂址。
1894年，湖北枪炮厂建成，次年冬天开工生产。最初，湖北枪炮厂与汉阳炼铁厂合署办公，没多久就分开运作。随后，张之洞又在枪炮厂内，设立了无烟药、罐子钢等厂，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有械无弹、无料制械局面。随着规模的扩大，枪炮厂成了拥有炮、枪、炮架、炮弹、枪弹、钢药等分厂的著名兵工企业。张之洞认为枪炮厂所造的产品非"枪炮"二字所能包容，于是在1904年奏请更名为“湖北兵工厂”。4年后又改名为汉阳兵工厂。当时这个已有19岁的兵工厂累计制造步枪11万支，枪弹4000万发，各种炮860余尊，炮弹69万枚，以及轻重机枪、手榴弹、地雷等兵器。
3次搬迁落户重庆谢家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沿海和内地一些工矿企业纷纷迁入大西南。为了对兵工厂进行更有效的管理，1938年2月，兵工署长俞大维明令采用数字代称原先兵工厂名称。因为汉阳兵工厂是当时最老牌，也是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拔了头筹，得到“一”的编号。1938年11月，汉阳兵工厂更名为“兵工署第一工厂”。
1938年7月13日，九江失守，武汉告急，日机空袭武汉。兵工署决定兵工署第一工厂内迁，厂址选定在湖南辰溪县雍和乡南庄坪，位于沅江支流辰水之畔。这是现在的建设集团第二次搬迁。1939年底，日机袭击辰溪，第一工厂常遭破坏，又奉令迁往重庆。从此，第一工厂在重庆谢家湾鹅公岩沿江开凿山洞，建筑厂房，作业至今。这是建设的第三次搬迁。
“汉阳造”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
1987年10月10日，武汉市政府在武昌紫阳路中段原工程八营旧址修建了“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纪念碑，碑高4米余，麻石砌成，上方大理石雕成的3支“汉阳造”步枪，用以纪念"汉阳造"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功绩，碑座的两侧为九角十八星旗，背面阴刻碑文记述工程营发难经过。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同盟会在武汉秘密建立了中部总会，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0月9日，负责军事组织的孙武在俄租界配制炸药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10月10日清晨，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遇难，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出走。在此危急关头，新军中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上7点左右，一贯敌视革命的值日排长陶启胜，带着两名护兵巡查到二排楼上住房，见金兆龙、程正瀛抱枪和衣而卧，顿生疑心。陶启胜呵斥金：“你敢造反？”金兆龙针锋相对：“老子就造反，你又如何？”陶启胜恼羞成怒，命护兵夺枪捕人。程正瀛忙开枪射击。陶启胜腰部中弹，连滚带爬逃下楼去，后死于家中。
此时，人声沸腾，士兵们蜂拥下楼。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持枪弹压，并以杀家灭族相威胁。程正瀛怒火中烧，一枪连毙黄、张二人，阮在逃跑中也被另人击毙。于是，全营轰动，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后队正目(班长)、第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及时赶到，高吹哨笛集合队伍，又对空连放三枪表示发难，然后率起义士兵向楚望台进发，占领了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