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位名叫赵渺的35岁未婚女性似乎同时游走在生活的两极。一边向政府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一边参加花费至少4.5万元的环球自助游；在街道办声称失业、有病，今年1月获得2000元临时生活救济金；同时，她名下价值百万的豪宅却刚装修完毕。（8月11日《南方都市报》）
赵女士算不算生活困难？依我看这要看和谁比了。和那些身价千万上亿，随便一个念头就可以决定买辆飞机上天玩玩的富豪比起来，赵女士当然要算贫穷了，尽管她有百万豪宅，可她没有千万的别墅呀；4.5万的环球自助游又算什么，还有人出国就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样方便呢；可是和我们大多数人比起来赵女士无疑就算富有了，试问能买起百万豪宅的有多少人？有几个人能够轻轻松松地甩出4.5万来个环球自助游？况且，在为数不少的贫困地区有多少人还住在土房子草房子里，有多少人至今还将去一趟县城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说赵女士贫穷，那我们这些人恐怕根本就无法生存了。
毫无疑问，救助金应该发给哪些真正生活困难的人？这是一个简单得根本不需要多说的问题。但具体执行起来却显然并不简单，譬如什么算困难人群，困难到何种程度才可申领救助金？判定一个人是否困难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一旦有人刻意隐瞒自己的实际状况又该怎样来准确鉴别？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使一项意在救助贫困者的好政策背离其设计的初衷，使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救助，而让一些不该享受救助但心存贪念者有空可钻。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并不鲜见，开着名车却购买廉租房，拿着高薪却申请低保户，每当这样的报道见诸报端，我等平民百姓除了对当事人“本事”的叹服，剩下的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滑稽感。
导致类似事情频频出现的原因除了工作上的疏漏，恐怕还与个别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贪念有关。如果说贪念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以根绝的劣根性，短期内尚不能彻底根治的话，那么寄望于人的自律显然不如依靠制度的约束。这种约束既包括认定是否困难时的严密程序，同时也包括对于隐瞒实情骗取救助者的相关惩处措施。认定程序严密了，滥竽充数者自然少了蒙混的机会，即使有漏网之鱼，最终被查出后将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有了这样的教训，当贪念蠢蠢欲动的时候，势必会有某种顾忌，而不至于再肆无忌惮。
无论如何，作为一项救助制度，我们都希望它能切实地服务于那些需要救助的人，而不愿看到它成为某些贪心者敛财的渠道。前者会让我们的社会时时体现出温暖，而后者则会让我们感到失望，感到心寒。
